【时代周报】PM2.5将引爆中国“空气革命”

　　11月16日，一场题为“企业家精神与生存困境”的论坛上，嘉宾潘石屹(博客)调侃了几句：最近，因为我盯着PM2.5指标不放，有关部门就上门了。他们说，潘总，您看您挺有钱，也有粉丝，管这事儿作甚？我说，这是健康，比钱和粉丝都重要。话音一落，全场传来笑声、掌声。

　　强烈的呼声得到了一些回应。同一天，环保部发布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第2稿以及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日报技术规定》第3稿，向全社会征求意见。其中，最大的调整即拟将PM2.5、臭氧（8小时浓度）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，并收紧PM10、氮氧化物等的标准限值。

　　11月21日，山东省环保厅宣布，2012年起，该省17市开始监测PM2.5，每月通报结果，力争到2015年空气中PM2.5等主要污染物的年均浓度较2010年改善20%以上，还原“蓝天白云、繁星闪烁”。

　　PM2.5数值是反映当前空气质量的重要指标，至今未列入国内空气质量监测范围，即便上海、广州等城市已监测多年，而且，结果亦显示，PM2.5污染问题日益凸出，但这些数值一直未公之于世。如今，僵局终于被山东打破，一场空气质量的革命正悄然来临？

　　吃螃蟹的南京

　　PM2.5本属专业指标，但近期走红民间，以前，很少有人知道，原来，这才是空气质量标准中最具话语权的因子。只是，它的数值一直成谜。

　　而大致的情况可从研究论文中窥见。黄鹂鸣等人发表的《南京市空气中颗粒物PM10、PM2.5污染水平》一文指出，2001年冬、春、秋3季，南京市5个主要城市功能区PM2.5的浓度范围为0.044—0.586毫克/立方米，超标率达92%，污染程度非常严重，应引起公众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。

　　10年前，PM2.5是个陌生的名词，而11月14日，类似的信息出现于南京市气象局的官方微博“南京气象”中，赞誉声一片：南京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敢于揭开PM2.5的神秘面纱。

　　那条微博写道：近日，大气层结构稳定，虽天气晴好，但大气浑浊，据探测，昨天一天我市能见度不超过8公里，PM2.5细微颗粒物浓度大多在75微克/立方米以上，超过正常水平。

　　如此的天气情况并不鲜见。根据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束炯教授过去几年的研究，上海的“灰霾”天气占全年总天数的25%—30%，主要原因即为PM2.5浓度超标。而北京，整个10月，灰霾难散。

　　不过，长期以来，中国政府从未主动披露过任何关于PM2.5数值的信息，而南京气象局偶然“泄露天机”后，这条微博仅存活半小时，此后，便以“误发”之由删除。据称，发布者还因此被追究责任。

　　谁家孩子谁抱走，发布信息也是这个道理。“在上海，空气质量信息要由气象和环保两部门共同协商后由后者发布。”束炯告诉时代周报，通常，环保部门设置的监测点数量更多，分布更合理，取得的数据更具代表性。

　　但问题是，环保部门从不公布PM2.5值。“政府自己不发布，又不允许别人发布，这是错误的做法。”北京公共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时代周报。

　　直至11月21日，山东省率先做出改变，决定自明年起监测、公布PM2.5值。该省环保厅表示，山东半岛是我国经济发展迅速、人口密集、区域大气复合污染最为突出的12个重点区域之一，因此，要在济南、青岛、淄博、潍坊等重点区域率先推进大气联防联控工作，而结合该省国民经济发展的特点，决定将实施范围扩大至全省17市。

　　另一抹亮色是，11月16日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发布，首次增设PM2.5日均、年均浓度限值等项目，确定了2016年全国实施的“底线”时间，并提出，灰霾、光化学烟雾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应该提前实行。

　　其实，早在2010年5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就已出台《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》，其中已“暗示”部分地区需要提前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，而山东半岛正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山东之后，若更多省份跟进，这将督促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出台，而此后，各地区必定千方百计“达标”，那么，中国的空气质量能否大幅改善？

　　80%中国城市很难达标

　　先来看看几个数字，虽不起眼，但不要低估它的意义。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第2稿认为，目前，PM2.5日均及年均浓度的达标值可设为0.075毫克/立方米和0.035毫克/立方米。

　　而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现行的《空气质量准则》规定，PM2.5日均浓度的准则值（即安全值）为25，过渡期分75、50、37.53个阶段；年均浓度在10以下为安全，过渡阶段设35、25、15三个目标值。换言之，中国可能将采用过渡期第1阶段的数值作为PM2.5的“国家标准”。（本段数值的单位均为微克/立方米）

　　“这是一个将在5年后才在中国实施的空气质量标准，却把PM10、PM2.5的达标浓度定在WHO认为‘长期暴露会增加大约15%的死亡风险’的水平上。这是对公众负责吗？”

　　为“尽一个环保学者的社会责任”，“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报告团”成员李皓建议，应将PM2.5日均浓度限值收紧至0.025毫克/立方米，年均值修改为0.02毫克/立方米。

　　0.075毫克/立方米与0.025毫克/立方米，差别究竟几何？这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戴海夏、宋伟民等研究人员2002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可以窥见。他们对上海某一中心城区大气中PM10、PM2.5的污染浓度与居民日死亡数进行了分析，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关联，即，当大气中PM2.5浓度上升10微克/立方米，总死亡数上升0.85%。由此推导，如果将PM2.5的日均均限值定为0.075毫克/立方米，居民的日均死亡数预计较0.025毫克/立方米时增加4.25%，那么，这样的天气能否称得上“安全”？

　　“使用WHO最低级别的标准，这说明，我们尊重了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。若某城市达标，可以认为，其基本满足了我们对于空气质量的要求，至于对人体健康是否存有不利影响，这是一个科学、客观的问题。毕竟，这只是WHO最低级别的标准，而这个组织显然认为，只有达到更高的标准，才能确保对人体健康没有威胁。”马军分析道。

　　但中国的现实有些“残酷”。“即便是日均值75微克、年均值35微克的标准，80%的中国城市都需要通过极大的努力才有可能达标。若限值再收窄，几乎所有城市都会不合格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告诉时代周报，“国标”的作用在于为大多数城市树立一个奋斗目标，如果定得太高，就失去了意义。“这是综合考虑社会经济、技术发展、人体健康等因素后的产物。”

　　“我国推行环保标准时，通常会采取过渡措施缓解市场压力。目前的限值确实有利于指标值从无到有的制定，也较容易大规模推广，但毕竟，限值尚未达到世界领先水平，因此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并未体现出对空气污染的改变。” 环保行业研究员盘雨宏告诉时代周报。

　　“初期，我们可以利用WHO的研究成果，制定一个要求较低的PM2.5国标，先让公众熟悉这些数值，改进只笼统公布一个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的做法，后期，再对这些数值做进一步解读。比如，易感人群在0.075微克/立方米的环境中是否仍需采取一些保护、规避措施，研究人员要给出相应的建议。”马军说。

　　争论仍在继续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未来，即便城市的PM2.5日均浓度达到了“国标”，那时的空气仍可能对人体健康带来不利影响。

　　以往只是玩文字游戏

　　怎样的空气才能定义为“达标”，这是目前讨论的焦点之一，而另一个是，如何给不同质量的空气批注合适的评语，准确反映风险。

　　11月16日，与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一同征求公众意见的还有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日报技术规定》第3稿。与早前的API（空气污染指数）相比，AQI增加了臭氧（8小时浓度）、一氧化碳以及PM2.5三项评价因子。

　　该草案按照AQI值由低往高，将城市空气质量分为优、良、轻度污染、中度污染、重度污染、严重污染6级。与之对应，美国采用的评语体系是良好、中等、对敏感人群不健康、不健康、很不健康以及危害。

　　以中国评定的“良”为例，其代表了AQI在51—100区间，空气呈黄色，对少数敏感人群的健康有较弱影响的状态。

　　“中国老百姓会觉得，良与好是一个意思，其实不然。而AQI101—200这一级别，中国称为轻度污染、中度污染，老百姓可能以为没什么危害，但美国的评语很直白，那就是‘不健康’的空气。”李皓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。

　　“这两套评语体系，我更同意与国际接轨的做法。因为，一般居民很难判断‘优’或者‘良’究竟意味着什么，是否影响健康，而采用健康、危害等词汇更贴近他们的需求。”束炯说。

　　不过，魏复盛并不认同，优指空气质量比较好，良则指有轻微污染，但对人体健康没有太大影响，这种说法不一定要和其他国家一致。

　　“评语的问题与国民的接受程度以及思维方法有关，如果更换表述，称某地的空气质量‘不健康’或者‘很不健康’，这是否容易引起心理恐慌？将来，这可能是一个科普宣传的问题。（即，普及“良”、“轻度污染”等评语的真实含义，记者注）”

　　“而且，国外还发空气质量警报，说今天不能上街，车辆要限行，工地不能开工，这些做法在中国能不能推行，还都有待讨论。”魏复盛说。

　　实际上，一旦推出PM2.5国标，短期内，众多城市必然无法达标，受之影响，如果AQI换用美国式表述，那么，他们的空气质量评语极可能是“不健康”，甚至更差。

　　“空气质量客观存在，不管如何评价，它对人体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。玩一个文字游戏，我觉得没有这种必要。”束炯说。

　　“我希望，有关AQI的最终表述可以尽量反映真实情况，若空气质量对健康有害，该写‘不健康’就一定要写‘不健康’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，以便其采取应对措施。”马军说。

　　PM2.5将引发革命？

　　尽管两份草案引发诸多讨论，“但总体而言，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过程。因为，前一次征求意见后，很多建议、要求，比如，收紧氮氧化物限值，增加臭氧、一氧化碳、PM2.5等指标，都已被新版意见稿采纳，这体现了一个公开、透明、参与式的立法过程。”马军评价道。

　　既然如此，这份新标准前景如何？“就环保部而言，他们确有诚意、意愿、决心推动这项工作，而且，我国的工业发展也到了一个转型期。这是一个机会。”但同时，魏复盛也告诉时代周报，目前，好多部门都认为新标准要求太高，推动标准出台需要很大努力。

　　“公布PM2.5数值有两方面作用。首先，这将给各地政府带来警示，促使其减少形成灰霾天气的人为因素，逐渐改善空气质量；其次，数值公布后，城市居民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。”

　　不过，束炯坦言，硬币的另一面是，新标准推出后，很多城市的天气优良率会下降，有的大降，有的小降。

　　比如，由于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管理的优势，上海受到的影响可能较小，即便如此，这也意味着上海要承认，全年1/4—1/3的天数是灰霾天气。“上海市政府曾多次表示有意愿、决心做出改变，但放眼全国，阻力是必然的。”束炯说。

　　“这不仅是面子问题，实质意义上，还会对城市形象、人才引进、招商引资等造成影响。”马军认为，新标准敲定意味着，若某一地区未达标，其可能被要求制定时间表，治理污染。但汽车尾气、大型工厂等污染排放源头很难攻克，若一定要治理，当地的GDP“伤得起”吗？

　　其实，治污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“原来的PM10中，PM2.5占了60%—70%，尽管近年PM10有所下降，但PM2.5呈上升趋势。”魏复盛告诉记者， 燃烧、工业污染造成的细粒子实际很难去除。目前，燃煤烟气脱硫、脱硝以及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等措施都有助于减少PM2.5，但这将涉及到很多产业的技术改造、升级与转型，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、技术和人才。“这在一时半会儿无法实现。”

　　此外，“浩大”还体现于，灰霾的形成是一个区域性污染，换言之，某个城市出现灰霾天气，责任可能不在当地，而在于其上游。所以，正如山东的举措，改善空气质量必须整个片区联防联控，而这又涉及地方力量的博弈。

　　“但我认为，这些都不应成为阻止PM2.5值监测、发布的理由。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，并通过准确的监测和发布达成社会共识。如果没有全社会的认同，那么，克服这么严峻的挑战非常困难。”马军说。